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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史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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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 发表时间 2006/3/24 星期五 13:08:13 总浏览次数 293 更多作品 回到前页
 
隋唐五代书法

    隋、唐、五代是中国书法艺术最繁荣的时期,严格讲,短祚的隋代虽然在书法方面有南北融合的趋势,但只是为辉煌的唐代书法奠定基石;五代的书法艺术则继承唐代余绪,因为战乱割据的缘故,书坛相对沉寂,但仍为宋代书法的繁荣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隋代书法  隋代最有名的书法家是智永和尚,他继承祖先王羲之的书风,但是由于受到写经体的影响,书法更加妍丽平和,他用三十年书写《真草千字文》800本,分送浙江各寺院。流传日本的《千文》墨迹被启功先生考定为智永真迹,事实上,智永书法对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另有丁道护书名甚著,所书《启法寺碑》,融合南北书风,精妙一时。这一时期碑刻墓志较多,著名者有:《龙藏寺碑》、《孟显达碑》、《贺若谊碑》和《董美人墓志》、《苏孝慈墓志》等,其中《龙藏寺碑》融合南北书风的精华,体态开阔而精审,笔势疏宕,后人有“金花满地,细碎玲珑”之誉,这一风格对初唐书法影响较大。《董美人墓志》墓志则娟好峭拔,后人不难从中看出欧阳询书法的影子。

    唐代书法  唐代书法一般分三个时期:初唐、盛唐、晚唐

    初唐: 唐代初期社会逐渐安定、繁荣,为书法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很好的环境。朝廷国子监六学中就包括有书学,设有书学博士,欧阳询和虞世南都有为国子监学生教授书法的经历。加上唐太宗酷爱书法,把王羲之的书法立为百代楷模,这对整个士大夫阶层的书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唐代初期书法成就最高的是欧阳询、虞世南和褚遂良,欧阳询在隋代时就有书名,书风受北方书法影响很深,结构险峻,用笔峭拔,但他早年生于南朝,少年时期随养父江总接受教育,自然基础来自二王书风,因此他实际上是把大王的内擫特征和北方书法的峭拔结合起来,这一点在受唐太宗之命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中体现最为典型。这一碑刻书法大有王羲之之风,峭拔险峻与含蓄停匀结合的恰到好处。其他流传在世的碑刻有:《化度寺碑》、《皇甫君碑》、《房彦谦碑》等,墨迹仅存《梦奠帖》、《张翰帖》、《卜商帖》、《真书千字文》等,其中《化度寺碑》有多种传本,因敦煌出土有唐代拓本,一般认为最佳,其实不然,翁方纲跋本尤胜之。《梦奠帖》为真迹,其中融合了北碑书风和二王书风的特点,是绝佳的行书作品。虞世南,在隋代时并无书名,曾得智永真传,因为唐太宗的褒奖,书名大震,《孔子庙堂碑》虚雅温和,沉粹安详,柔中见刚,而其险峻处则往往不为人所察。褚遂良早中期书法继承北朝书风,宽博拙朴,大类《刁遵墓志》、《龙藏寺碑》,后受《兰亭序》影响,婉约遒劲,遂成晚期成熟风格,影响巨大,被称为“广大教化主”。其作品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碑》、《房玄龄碑》等。与前三者并称为“初唐四家”的薛稷,是魏征的外甥,书法全仿褚遂良,《信行禅师碑》法度严谨,得褚体实处多,而虚处略少。与之风格相似的薛曜则变本加厉,将褚体风格做了夸张处理,代表作是《秋日宴石淙序》等。唐太宗李世民以帝王之尊倡导王羲之书风,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作赞,称其书尽善尽美,古今第一,并以重金购买王书真迹,士大夫阶层一时习王成风。他在实践上向有王羲之书法嫡传之誉的虞世南学习,但实际上他的行书风格大类王献之,这和他在书学上恶贬小王的作法形成对照。太宗首创以纯行草书入碑刻,代表作是《晋祠铭》、《温泉铭》,后者尤其潇洒风流,奇逸跌宕。其子高宗李治亦擅书法,作品有《纪功颂》等。稍晚的孙过庭精于草书,全法羲献,所存二王法最为精纯。传世墨迹《书谱》跌宕缤纷,颇类晋人,但是比起二王来,略有拘束平淡之短。李邕文章高妙,书法在继承二王书风基础上,大有创新,以行书入碑,劲健厚重,横宕豪迈,体现了大唐的新气象。信札体则有虎踞龙盘之姿。作品有《麓山寺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等。欧阳通书学乃父,稍加变通,重心下移,险峻森严,仪态生动。对中晚唐经生体以及柳公权、裴休书风都有影响。代表作有《道因法师碑》、《泉男生墓志》等。陆柬之书学其舅虞世南,早年骨力较弱,后来一变为雄强。传世《文赋》墨迹可能是他早年的作品,《阁帖》中有他的信札一通,雄厚跌宕,和南朝王慈相近。作为从初唐到盛唐书风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贺知章在王羲之草书的基础上融入了狂放的色彩,传世墨迹《孝经》笔法结构不出六朝典范,但笔速加快,感性色彩强烈。

    盛唐:这一时期唐帝国国力上升,文化艺术得到空前发展。一方面由于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唐玄宗审美尚肥的喜好,书法艺术也普遍朝着雄浑肥美的风气发展。在狂草和楷书这两种书体方面创造出了辉煌的典范。张旭突破了小草的范畴,将大草推向一个狂放豪迈的大气象。他甚至酒后用头发蘸墨汁在墙上涂抹,艺术胆魄远过前人。其狂草章法逐渐打破了字像空间的禁忌,使字与字间、行与行间出现了流动而不可分割的空间。被人称做草圣。其楷书《郎官石柱记序》功力深厚,深得六朝楷法,古拙而潇散,绝无民间写经体的整饬妩媚。之后有怀素和尚,年轻时即抱一颗“羡价齐钟张”的雄心,博采众长,以笔走龙蛇的瘦劲狂草名噪当时,与张旭合称“癫张狂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为其传世代表作,狂放中不掩平淡飘逸之韵味。晚年《千字文》小草书,号称“千金帖”,平淡朴实,已无早年狂放之态。颜真卿出身名门,自幼家学渊深,虽无意为书家,但其书艺成就高出时流。楷书继承六朝古法,结合时代风尚,以结体丰茂,用笔浑厚成就了影响后世的颜体。其四十多岁所书《多宝塔碑》深受当时写经体的影响,略有俗气,之后在抗击安禄山的经历中写下的《东方朔画赞》则清拔雄壮,已经铸就颜体大体风貌。《颜勤礼碑》则虚和饱满,用笔耸拔;《颜家庙碑》朴拙庄重,宽大深刻;《麻姑仙坛记》劲健古拙,秀丽舒和。传为鲁公书的墨迹《自书告身》则奇宕雄浑,章法呈现为行书特点,倾侧参差,为颜体杰作。他的行书则继王羲之之后,创造了又一座高峰。《争座位帖》和《祭侄文稿》二书顿挫沉郁,跌宕磅礴,人格与书法的融合达到罕见的境地,对后世行草的影响巨大。当时书名在鲁公之上的有徐浩,《不空和尚碑》、《大证禅师碑》等充分体现他的宽博遒健的风格,但论微妙变化处,则不及鲁公。墨迹《朱巨川告身》用笔朴实厚重,但略有吏人俗态之嫌。这一时期也是篆书、隶书名家繁荣的时期,李阳冰的篆书劲利豪爽,开合有度,既有秦篆古意,又具自家风神,《三坟记》、《般若台题名》、《谦卦碑》等都是一时精妙之作。其他如王遒、瞿会问、袁滋、李灵省、唐玄度等也擅于此道。唐玄宗天资过人,大倡隶书,所书《石台孝经》、《纪泰山铭》姿态丰茂,影响较大,当时出现了四大隶书名家:韩择木、史维则、蔡有邻、李潮,韩书《叶慧明碑》、史书《大智禅师碑》等都是当时的经典之作。沈传师和柳公权是继盛唐向晚唐书法过渡的代表人物。他们一改颜真卿为代表的肥美书风,而以瘦劲刚健为尚。《罗池庙碑》为传世沈书碑刻,书法既有隋代《龙藏寺碑》的古雅,又具褚遂良的幽深精妙。柳公权集古之大成,楷书遒劲刚健,不失圆润,法度森严。与颜并称“颜筋柳骨”,传世碑刻代表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功德碑》等。另外象林藻、杜牧的书法也都有相当高的成就。

    晚唐:这一时期唐朝国力衰落,书法艺术逐渐凋零,名家人物不是很多。但象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隶书也很受当时和后世的称道。
唐代除了上面所述名家书法外,还有大量的不知名书家和民间人士所书写的墨迹、墓志、经卷等,都向后人展示了他们的艺术风采。如写经体,成为唐楷书的一朵奇葩,而墓志体则继承六朝墓志书法风格,逐渐融入唐楷正书的特点,呈现出清晰的嬗变迹象。唐代书法理论在前代基础上,更加完善深入。孙过庭的《书谱》从追溯源流、辨析书体、评论古迹、描述笔法、阐释乖合、告诫学者等多方面对书法的奥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影响巨大。张怀瓘的《书断》、《书估》等都有很高的建树。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则为第一部古代书法理论和历史的总集,内容广泛,分析精辟,对后世书论具有深远的影响。
五代:此时期多战乱,朝代更迭频繁,书法难以和唐代相比,但是也出现了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杨凝式,其楷、行、草均有豪迈之姿,古雅之韵。其楷书用笔朴厚刚健,擅于腾挪位置,结构富有奇趣。《韭花帖》既有晋人书法的潇洒奇宕、又有唐人书法的结实严谨。其行草书则发扬了张旭怀素的癫狂风流,爽爽有神。其《夏热帖》则在方圆对比变化上深得颜鲁公的精髓。其书成为开启宋代书风的关键。南唐和西蜀由于相对稳定,文艺较发达。南唐后主李煜的书法有“金错刀”之美誉。西蜀贯休,草书有怀素遗风。王著自称王方庆后人,书学远祖二王,号称“小王书”,后入宋,为一时楷模。
                                      
宋—辽—金书法

    这段时期国家分裂,政局不稳,宋、辽、金相继鼎立。而书法艺术仍然走向繁荣。

宋代书法

    北宋初期: 宋朝统一中原和南方后,接受前朝教训,崇文抑武,但面对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政权的侵犯压力以及阶级矛盾,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宋初楷法衰微,西蜀来的王著起到了导引风气的作用,他的作品作为学习的范本流布当时。宋太宗命其编次摹刻《淳化阁帖》10卷,官、私刻帖风气遂起。其中《绛帖》、《汝帖》、《大观帖》等是较著名者。刻帖的传播,为当时人学习前人书法提供了便利。并使行书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欧阳修等人的舆论导引下,尚意书风也借助刻帖的流布而得到生长。李建中幼年在西蜀,书法有着坚实的基础,擅长各体,继承了唐代书法的传统,行书师法王羲之《圣教序》、欧阳询、颜真卿,得质朴秀丽之美,后入宋后,成为士大夫学习书法的楷模。其代表作《同年帖》、《土母帖》绝类唐人。苏舜钦、周越、杜衍得张旭、怀素遗风,由南唐入宋的徐铉、徐锴兄弟,以及郭忠恕、释梦英则继承了李阳冰篆书的传统,多以瘦硬著称。继李建中之后,能得唐人楷法者,当推蔡襄,他的楷、行书取法颜真卿,端庄秀丽、笔力遒劲。草书学二王,洒脱挺健,又创“散草”以自矜,代表作有《澄心堂纸帖》、《脚气帖》等。
北宋中后期:真正在宋代开创新风格的是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加上这一时期散卓笔逐渐代替了枣核笔,更有利于发挥笔性的张扬,苏轼早年学书应是受父亲苏洵影响,字型稍扁而用笔斜执。后临《兰亭序》,得其秀润姿媚;中年后师法颜鲁公、李北海、徐浩,得厚重雄强之风,学杨凝式而得天真灿烂、潇洒多变之趣。最终以丰肥遒劲、婀娜多姿、雄浑沉郁执宋代书坛之牛耳。他强调书“无意于佳乃佳”,“信笔烦推求”,提倡学养入书,对后世书法的走向具有深远影响。代表作是《寒食诗帖》,被后人赞为“天下第三行书”。另外如《祭黄几道文》楷法精妙,有六朝风韵,堪为宋代第一楷书;其他如《与叶梦得书》、《前赤壁赋》、《洞庭春色赋》、《天际乌云帖》等都是仪态宽闲的佳作,碑刻《醉翁亭记》则有颜体书的雄浑之气。黄庭坚早年学习周越的书法,自谓染上了抖擞俗气,后与苏轼交好,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楷、行书均受到苏的影响,甚有古意,善学兰亭,能得姿媚沉着之妙,观其下笔运作,甚合《韭花帖》笔意。大行楷书学《瘗鹤铭》、颜鲁公及柳公权,中宫紧收,而笔画外放呈辐射状。草书则学张旭、怀素,渐得笔法擒纵之妙,结构诡异多变,极富创造力和表现力,成就最高,有宋一代,大草没有超过他的。行楷书代表作有《松风阁诗帖》、《王长者墓志》等,草书代表作有《廉颇蔺相如传》、《李太白忆旧游诗》等。在“入古出新”上体现得最为典型的当推米芾,他早年学颜真卿,但很快转向对欧阳询、沈传师及柳公权的学习,这在他流传今世的较早期书迹中有体现。后于黄冈谒苏轼,苏劝其入魏晋之平淡,从此在广泛收藏古迹的基础上,广泛向先秦、汉代、六朝取法,书风渐渐成熟,篆、隶、楷、行、草都有古意。但是这位擅长临摹的复古型书家,却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他一方面一再强调晋人的高古难及,表露了尊古自卑的一面,另一方面却又自谓刷字,大有凌迈古人的气概。其行书成就最为突出,出入晋唐,既有王羲之的幽深精妙,又有王献之的风流跌宕,渐又以颜真卿中锋外拓笔势入书,遂增豪放古朴之意。至晚年书又流露出柳公权和沈传师书风的痕迹。至于他的所谓临摹乱真之作,其实更多的体现为王献之的风味。由于风神上直接晋人,在当时迷惑了众多收藏者。但是黄庭坚批评他的字过于剑拔弩张,对比黄庭坚那醇厚儒雅的小行楷书,米字确实显得相对张扬。其代表作有《笤溪诗帖》、《珊瑚帖》、《蜀素帖》、《复官帖》、《多景楼诗》等。苏轼和黄庭坚都不能悬手作小楷,而米芾精于此道,传世《挽皇太后词》小楷墨迹,笔力超绝,使转自如,确非斜执抵案之法可为。其小草书代表作有《海岱帖》、《草书帖》等,但风格比较保守,不如行书有新意。蔡京和蔡卞兄弟书风与米芾相近,深得沈传师和柳公权的风度,为一时之妙,唐人《鶺鸰颂》后有二人的跋语,另各有信札数通,可见一斑。另有薛绍彭,与米芾齐名,书学王羲之、智永,婉转风流,小草则近孙过庭书谱,唯个性稍逊。代表作有《召饭帖》、《上清帖》等。章惇行书也颇得《兰亭》、《圣教》遗意,稍乏韵味;宋徽宗赵佶,创瘦金书,刚健婀娜,自成一格;又擅大草,流纵瘦劲,有怀素遗风。代表作有《草书千字文》《草书团扇》等。

    南宋:这一时期,国力不如北宋强盛,高宗赵构重视书画文艺,书法曾学黄庭坚、米芾,但缺少黄、米的翩翩风度,后专宗二王,笔力刚健,醇雅清新,书法理论方面也很有建树。米友仁继承家学,作字倾侧跌宕,但笔势不够豪放。范成大学黄、米书风,勉强绍继,但笔法渐渐偏烂,不能精纯。其代表作有《行书千字文》、《洛神赋》、《付岳飞敕》等。吴琚善学米芾,而加以醇雅流利,代表作有《碎锦帖》、《寿父帖》等。吴悦行草书纯学晋人,婉约秀丽,无一笔米黄风气,开后来赵松雪书法的先河。并创“游丝草”。号称宋代书法殿军的张即之,擅长榜书,行楷书有唐人之风,侧锋运用较多,俊俏方健,但也略有枯脆单调之弊,代表作有大楷《金刚经》等。另外象张孝详、文天详、秦桧、岳飞等人的书法都有一定造诣,陆游的信札尤其潇洒不羁,是文人字的典型。赵孟坚为皇胄贵族,书法豪迈而无柔糜之气。但是总起来说,南宋的书法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迹象。

    辽金书法:辽和金作为宋朝的对立并存的政权,十分注重吸收汉人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其书法艺术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辽代书法流传到今天的书法资料以碑刻、墓志、石经等形式为主,如《秦王发愿纪事碑》、《辽张君于谷积山院读藏经记碑》、《辽故坛主守司空大师法均遗行之碑》、《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韩相墓志铭》、《蔡志顺墓志》、《王守谦墓志》、《韩佚、韩佚夫人墓志》等。《房山石经》的刻经活动历经一千余年。其中辽代沙门“圆融书势深似李北海”。当时钱币制作工艺较高,版别复杂,其钱币上的书法艺术也达到一定水平。尤其是天祚帝乾统、天庆钱已达钱中上品。在契丹文的书写上,是以楷书为主流。在承袭唐楷的传统方面,具有较强的颜真卿、柳公权遗风。书写汉字如此,书写契丹字亦如是。书写起来不仅便捷,而且规整、美观。这是辽代民族文字书写的一个创举。辽庆陵“哀册” 册盖书刻汉文、契丹文,极其工整、遒丽,堪为辽代书法佳品。其中契丹文册盖,以小篆玉箸体居多;册石以楷体书刻,略带汉字行草风格。汉文“哀册”则以小篆体镌盖,楷书体镌册石,书体雄劲,凿刻精工,不同于一般的辽代墓志铭。承德地区的契丹文金、银牌,均刻契丹国书。
 
    金代出现了一些有名的书家,有名者如王竞、吴激、任询、宇文虚中、蔡松年、赵枫、赵秉文、王庭筠、党怀英等,其中王竞、蔡松年是从南方去的。吴激是米芾的女婿,书有米风。王庭筠则为当时的大家,书学米芾,能得笔法神韵,峻快而不乏儒雅,其碑刻楷书富柳公权的笔意,精到而宽闲,十分难能。被《金史》称为“书为当时第一”任询书法艺术成就,博得了时人和后世的高度赞誉。其书迹代表作有《古柏行》、《吕征墓表》、《表海亭诗碑》,《古柏行碑》只有拓本幸存于世,《表海亭诗碑》书法流畅遒劲,结体宽博,险峻泼辣,神充气足。赵秉文初学王庭筠,后学苏轼,书法风格刚健雄浑,可能和他北方民族的粗犷豪爽性格有关。建于辽清宁二年释迦塔上有金代王王献书匾额“释迦塔”三字,为颜体楷书,端庄浑厚,道劲有力,结体开张,大气浑成,又以汉隶为骨,古朴充盈浑厚之气充盈其间。此书虽是成熟的楷书,却仍以钟繇为法,温柔敦厚静谥之意弥漫其间。党怀英的篆书则深有古意,曾受到宋人的称赞。金章宗雅好文艺,广收书画珍玩,其书学赵佶瘦金,几欲乱真。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墓室四壁上的墨书题记,字体随意生动、气息朴实纯厚,近于楼兰残字文书,毫不陈腐呆板。
                                                        
元代书法

    元代虽然短暂,并且是少数民族专政的时代,但是美术方面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由于南宋文人群体的参与和影响,使得北方少数民族中也产生了具有良好文化修养的贵族和士大夫。整个文化阶层对书法十分重视。据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元代书法家达300余人,其中以赵孟頫、鲜于枢、康里夒夒、杨维桢、邓文原、倪瓒等人成就最为突出。
    元代书法初期多受金代影响,继承颜真卿的厚重拙朴和苏轼、米芾的潇洒多变,善书者虽不少,但成就不十分显著。但是作为宋皇室子弟的赵孟頫,进入元朝政治团体后,局面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赵孟頫几乎在文艺各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追求文化修养的榜样,在书法方面,产生了覆盖性的影响,大德至延祐间,他和鲜于枢等人提出了师法晋、唐的主张,轻视南宋以来的轻薄书风,对晋唐名迹进行广泛的探索和深入的临学,对晋、唐的传统法度进行了再阐释,扭转了南宋以来由于士大夫多“趋时贵书”形成的所谓“恶札流布”的积习,开启了元代的古典平和的书法风格。赵孟頫和鲜于枢因此成为当时书坛的领军人物,声誉甚高。
    赵孟頫擅长篆、隶、楷、行、草诸体,楷书学李北海,得横逸刚健之风,并入以兰亭序、北碑的形式特点,法度谨严,用笔遒劲,体势朗逸,风度优雅,形成了独特的赵体。代表作有《胆巴碑》、《妙严寺碑》、《仇锷铭》、《三门记》等,这些楷书佳作,既有统一的风格特征,又富有各自的个性差异,显示出作者不凡的艺术造诣,和唐欧阳询和柳公权等楷书大师相比,毫不逊色。其小楷书则远接东晋,效法唐人,刚健挺拔,幽雅姿媚,相对南宋小楷书的凋零,尤其具有复兴气象,代表作有《道德经》、《妙法莲花经》、《汲黯传》等。其行书早年受过高宗书法风格的影响,结构宽松,典雅温和,用笔较肥,后似受吴悦行草的影响,渐趋瘦劲,并取法二王,广泛临摹前人名迹,形成了具有古典情趣的行书风格,被人认为是王羲之的复活,代表作有《洛神赋》、《秋声赋》、《与中峰和尚书》、《兰亭十三跋》等。草书则学王羲之,得其婉转婀娜,秀雅一时。并能背临十三家书,而能近真,其用功极深。他不但小草精美,而且在章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恢复古法作出了很大贡献,代表作有《急就章》、《六体千字文》等。他的书法对当时和明、清两代影响很大,上下三百年,没有人可以跟他抗衡的。即使是鲜于枢,楷书和行书的结构用笔也未能逃脱赵的影子,鲜于枢善楷、行、 草书,笔法婉转遒健,气势雄伟迭宕,比之赵,他多了一份豪迈雄强,尤其草书,能得怀素遗旨,颇具唐人风范。这一点连赵孟頫也不得不叹服。他的行、楷则融合苏轼、黄庭坚的用笔和结构,精审优雅,能自成一格,其影响略逊于赵,其代表作有《评草书帖》、《渔父辞》等。与前二者齐名的邓文原,擅长楷、行、草书,运笔清劲秀丽、韵致古雅,风格接近赵孟頫,但是比赵多了一分圆劲和宽闲。并且他的章草很出色,和赵孟頫一起为恢复章草古书体的繁荣作出了贡献。代表作有《急就章》等。到元中、后期,出现了康里夒夒这样的大书家,擅长楷、行、草书,其楷、行书虽然多少还有赵孟頫的影响,但是个人面貌比较突出,其草书行笔迅速,笔画遒媚,转折圆劲,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豪放的性格,其章草则险峻刚健,意气风发,与赵、鲜的秀雅温和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其代表作有《渔父辞》等。元代晚期的杨维桢是个性最突出的一位书法家,他的行草书在用笔上既吸收了赵孟頫书的特点,又大胆融合欧阳询的转折法和王献之的绵联法,使字势险峻清健而又飘逸纵横,在整个元代普遍崇尚温和儒雅的书风中,显得卓尔不群,其行书代表作有《自书诗册》。其章草则写的极为倔强而峭拔,绝无俗气。张雨作为道教人士,经常往来于当时的文人画家圈子,书法绘画于赵孟頫处得益最多,其行书学晋唐人,笔势瘦劲。耶律楚材的大行楷书颇有唐人的雄浑朴厚气息。此外,吾丘衍、泰不华、周伯琦、虞集等人的篆书或隶书都是当时的翘楚,其他如赵孟頫之妻管道昇、其子赵雍和赵奕, 以及郭天锡、班维志、姚遂、冯子振、钱良佑等都有一定的成就。而许多著名画家如吴镇、倪瓒等,甚至在书法方面有独到的贡献。吴镇的草书继承了张旭和怀素的传统,笔笔中锋,且以绘画的墨法介入,线条表现力十分丰富。倪瓒的小楷书则取法钟繇,因势赋形,不衫不履,大有名士风流。他的结构用笔对明代的徐渭其实具有一定的影响。
    元代书法扭转了南宋以来的衰敝书风,抒写了新的古典情调,各种书体得到复兴和发扬,尤其是小楷书和章草,成就很高。象篆书和隶书艺术也比宋代要繁荣。
    元代书法理论著作也很多,取得了不小的成就,郑杓的《衍极》是一部具有通论性质的书法理论著作,具有很强的哲学色彩。属于书法技法的有陈绎曾《翰林要诀》、释溥光《雪庵字要》和《雪庵永字八法》 等,属于丛辑的有苏霖《书法钩玄》、吕宗《书经 补遗》、盛熙明《法书考》。另外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虞集、柯九思等人有关书法的题跋及散论中也有理论方面的精辟论述,多是经验之谈,对后世启发很大。
                     
    明代书法:明代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书法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一般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明初,书法仍然不出元代格局,书家以“三宋”著名一时,即宋克、宋璲、宋广三兄弟,其中宋克成就最高,擅长篆、隶、楷、行、大草、章草,章草笔力雄厚,下笔生风,比之元人章草多了几分阳刚之气,为明人之冠,影响亦最大,代表作有《急就章》、《孙过庭书谱》、《唐宋人诗卷》;其大草则纵横冲突,吸收了章草的波折,时有新意。其小楷书则取法钟繇,潇洒跌宕,高古绝伦,非时人可比,代表作有《七姬墓志》等。而宋璲的篆书、宋广的章草,亦秀出群伦。宋广行书则熟媚有余,古雅不足。 另外詹希元善题榜,学唐人,当时宫殿和城门的匾额多出其手。台阁体的代表书家最著名者为“二沈 ”,即沈度、沈粲兄弟。沈度楷书为最工,被明太宗誉为“我朝王羲之”,其用笔有古意,起笔多有曲意,结构虽然有流媚之嫌,但也时有钟王意趣。其行书流美清新,也有可观察,但不能高古。沈粲则工行草,下笔力度不凡,代表作有《梁武帝草书状》。腾用亨、陈登、姜立纲等人都是写台阁体的高手,但是也渐渐坠入圆熟匀称的习气。稍后解缙的楷书、草书名著一时,草书尤其富有浪漫色彩,但是多流于圆滑放纵,缺少节制。李东阳的篆书有李阳冰遗意,其行草学自颜真卿,瘦劲执拗,脱去一般俗气,具有突出的个性。

  中期:此时期商品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江南许多城市不但是经济重心,而且也成为文化艺术的重心,大量文人倾心书法艺术,广泛向前人学习,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沈周不但绘画精妙,而且书法颇有骨力,学黄庭坚,而更加瘦劲寒峭。吴宽则学苏轼行书,得醇雅朴厚之气,比苏轼用笔拙重;张弼和张骏则继承张旭狂草传统,纵横缠绕,大气磅礴,但用笔稍嫌扁薄浮滑,离古法尚远。在这样浓厚的文艺创作氛围中,开始诞生了吴门书派,代表人物有祝允明、文征明、王宠,这使明代书坛真正有了复兴之象,其中以祝允明草书成就最高,其草学王献之、张旭、怀素和黄庭坚,能融而化之,并且创造性的发挥了点、线、面的巧妙运用,章法上很有造诣,唯或有过速之弊,不如唐人厚重,但其浪漫豪迈的气派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小楷直追晋唐,以王羲之小楷为主要师法对象,潇洒醇朴。而行书、章草皆善,擅取诸家之长。代表作有《章草长门赋》、《草书赤壁赋》、《小楷赤壁赋》、小楷《东坡记游卷》、《正德兴宁志稿》等。文征明工小楷,大草法张旭、黄庭坚,比之祝允明大草则多虚和之气而少豪迈之姿。行草书则学王羲之《圣教序》和智永千文,能化而裁之,成就了个性突出的文体,其偏旁多就草书符号,圆转处亦多法智永,既刚健幽深,又能流纵合度,是理性书风的典型代表。其大字行书则法黄庭坚,少潇洒纵横之姿而多苍劲持重之意。小楷书学钟繇、王羲之,而加以元人小楷的笔法,风格娟好幽雅,遂为一代圣手,他的弟子门生众多,其中陈淳、周天球、王稺登克绍箕裘,并能精熟,文征明的儿子文彭、文嘉皆传家法,偶能乱真,文彭草书过父,文嘉小楷书精绝险峻。即使如大哲人王守仁的行书也不能逃脱文氏行书的风格范畴,可见文征明的书法魅力之大。其代表作有《跋刘中使帖》、《七言律诗》、《西苑诗帖》、《日静山长帖》、《离骚》等。天才书家王宠诗书画 “三绝”,仪表轩昂,大有晋人风神。其小楷法晋唐,对刻帖的版雕效果进行模拟发挥,结果创造出了空灵古拙的气息,是对古人一种误读的成功阐释。这一形式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其行草书法王献之、颜真卿,跌宕潇散,风神俊朗,气息超拔。他们对台阁体的弊病进行了大胆的纠正,从而使书法走上了发挥艺术特性的健康之路。 由于明代帝王雅好书法,亦以书艺择仕,加之帖学之风盛行,众皆竟务书札之体,所谓“简牍之美,几越唐宋”。这体现了明代书法在行草书方面的偏爱和普遍成就。

    晚明:隆庆、万历以后,社会处于暗流涌动的复杂局面,在商业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文化呈现出世俗化愈加浓厚的特征。徐渭、邢侗、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许友、米万钟等人继起,踵武前贤,开始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复古运动,最值得注目的是徐渭,他一生遭遇悲惨艰难,患有精神分裂症,晚年生活困苦,其诗、书、画、文都达很高境界,其书法效法众家之长,绝不以模仿为能事,创新意识极强。他的《楷书千字文》拙中暗藏姿媚,用笔高古奇特,不为众赏。其行书早年学黄、米,纵横潇洒,飘逸而雄健,其小行书则如飘风急雨,斜纵跌宕。后来行书大变,取倪瓒字势,方圆兼济,笔墨遒劲,横宕奇怪,沉郁顿挫,似乎蕴涵着他一生的悲凉和抑郁。其草书则突破了唐宋大草格局,大气淋漓,如乱石铺街,笔力抗鼎,如横扫千军,一腔悲愤和豪迈之气似乎全在这跌宕起伏的笔墨挥洒之中,成为历史上最感性最富有激情的典型书家,其遭遇、性情、才华、造诣和西方的凡高不无相似。他的书法和诗文生前不为世所赏,死后才逐渐被人看重。代表作有《草书七言律诗》、《草书诗卷》、《杜甫秋风诗卷》等。代表着明代书法进入最后高潮的是明末 “四大家”及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的出现。四家为邢侗、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钟,崇尚用笔个性。董其昌早年书不甚佳,后法唐而入晋,并学杨凝式《韭花帖》,用笔古雅,而章法疏朗,甚合他谈禅宗淡的主张,其韵味直超唐宋,天然风度,无出其右者。他主张作书当熟后生,临帖不拘泥于形似,强调文化修养的重要性。在当时受到推崇,并对以后产生巨大影响。其代表作《蜀素帖》、《丙辰论画册》、《答客难卷》、《临古卷》等。邢侗书法“二王 ”,好临《十七帖》,而笔笔圆劲苍老,全是自家笔法,并参章草,颇有古韵。张瑞图草书下笔峻峭,转折方劲跌宕,存隶意而得章草味,极富特色,代表作《醉翁亭记》、《后赤壁赋》等。米万钟与董其昌齐名,擅行草,学米芾,间用章草笔意,笔法沉着,但是也有粗俗之嫌。黄道周楷书法钟王,参北碑,巧拙并施,行草书笔法离奇,遒密高超。代表作有《孝经》。倪元璐行草书,用笔险绝,风清骨峻,有烟云之气,并有新理,奇特豪迈。王铎和傅山则跨越明清两代,前者书宗钟繇、二王、米芾,用功阁帖,跌宕雄劲,小楷迥出时流,全自晋唐取法,高古质朴。代表作有《草书杜甫诗》、《临豹奴帖》等。后者则学颜真卿,复以王铎临帖之法为之,大字行草妙恣肆雄浑,龙腾虎跃。另外,于谦行楷、徐有贞草书、邵宝行书、唐寅行书、陈继儒行书、赵宦光篆书、钱士升行书、李流芳行书、左光斗行草、蔡羽行草,亦各自独绝。
                                                
清代书法

    中国书法在清代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朝代。一般分三个时期——前、中、晚三个时期。

    初期:清初的书法发展,首先以“遗民书法”为一重要现象。 “遗民书法”的产生大抵有两种情况存在。第一种情况是有如王铎的人生际遇。清廷能对他们授以高官,但实际上又鄙薄轻视他们,使得这部分艺术家在人清以后显得满心抑郁而心灵无比颓废,终日不得舒畅的心绪又促使了他们只能将人生理想转寄书画,并藉此以求得心灵上的解脱。王铎除在继承二王书风上取得了惊人成就外,同时还创造了被后世称为“连绵草”的独家书风。其意义:一是为清“写意派”书风的形成和发展开启了门户;二是对近现代的日本书法发展影响巨大;三是为当世(尤其是近20年)的中国书法发展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启蒙作用。 “遗民书法”的另一组成部分是一些避世书家。以傅山最具代表性。他提出了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排”理论主张,不但反映出了傅山在当时具有标新立异的书学思想,同时,还反映出了作为书家的傅山对书法艺术本体的理解有着自书屋己独到的认知。他还借助金石学方面的研究对篆、隶进行了艺术挖掘,极富个性。另外如宋曹、归庄、冒襄都以晚明书风延续者的身份活动于清初期。八大山人,作为明朝皇室后裔,其身份和处境更富有典型性,其敏锐出众的艺术才华,为书法与绘画的融通提供了最佳典范。八大的书法早年学董其昌和黄庭坚,楷书学欧阳询,后来他自王羲之《圣教序》处得字势,并以画家的敏感,在造型空间方面取得了突破,鲜明的对比和简约的线条,营造出一个清风明月般的意境。他的字和画在用笔、构成方面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可以说,他摆脱了晚明豪放写意书风的影子,同时远离朝野书风,铸造了自己的独特面目,在书法史上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
    与此同时,帖学泛滥于清朝上下,康熙好董其昌书法,上行下效。初有帖学四大家如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何焯,另有沈荃,学董乱真,为皇家所赏识,他们虽功力不输,但多不出董其昌的风气藩篱,无甚建树, “馆阁”在宋代时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龙图阁、天章阁的统称。明清时因上述馆阁并入翰林院,故有称翰林院为“馆阁”者。同时清朝廷因科举书法讲究 “ 黑、圆、光 ”,遂形成所谓 “馆阁体”,这对书法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之,帖学实际上已经处于无甚建树的衰颓时期。
    与此同时,一些文人书家在当时寻碑、据之学渐兴的初期,开始提倡学习汉碑。倡导碑学的首推郭宗昌,他工汉隶书并著《金石史》。万经著《分隶偶存》,顾蔼吉著《隶辨》,均倡导学习汉碑。在实践上,顾苓学《夏承碑》,郑簠学《郭有道碑》、《曹全碑》,朱彝尊学《曹全碑》,郑、朱二人造诣较高,影响较大。尤其郑谷口,高古奇特,厚重幽雅,堪为大家。其他如王时敏、周亮工、程邃、王澍等都能隶书。

    中期:此时期帖学仍然盛行,乾隆皇帝命刻《三希堂法帖》,更是推波助澜。当时有张照、汪由敦等人为著名者。张照虽然书学董其昌,但又吸收了颜真卿和米芾的风格,笔势雄强,非簪花之流。如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稍能振作。翁方纲书学欧阳询,笔力朴厚,气息静穆,唯结构拘谨,不能伸展,他的行书则略有潇洒风度,兼欧阳询与米芾书法风格为一体。他在碑学研究上用功很深,著有《两汉金石记》、《苏米斋唐碑选》等。刘墉则博采众长,用墨浓重,醇厚肥美,拙朴中不乏姿媚,是帖学书法中富有个性的典范。王文治则擅长用淡墨,虽然学董,但是他融合了唐人写经的笔法体势,时有笔力沉雄之妙,所以他与刘墉并称“浓墨宰相,淡墨探花”。梁同书则笔力矫健,将赵董结合,富有倔强之气,但气息格局仍然嫌狭小。钱沣刻意学颜真卿,结构宽博,用笔刚健厚重,在颜的基础上体现出自己独到的理解。代表作为《正气歌》。行书则合颜真卿和米芾为一体,但成就不如在楷书方面大。铁保的行草书则继承了董其昌的婀娜秀丽,加以遒厚。张问陶、郭尚先、永瑆的行书也很有名。
    随着碑学风气渐开,研习碑派的书法家开始涌现。扬州八怪中的高凤翰擅长隶书,宗法汉隶,得郑谷口的遗意。金农艺术天分高绝,楷书取法六朝碑刻,尤其于《龙门十二品》、《天发神谶碑》所得最多,质拙奇古。隶书广学汉碑,用偏锋浓墨创造了漆书,具有极强的个性。邓石如是碑学运动实践的最杰出代表。他出身布衣,擅长楷、隶、行、草四体和篆刻,他的篆书突破了元代以来的笔法,而是以羊毫铺毫写去,结构重心偏上,开创了篆书的新风格和新道路。他的隶书则广学汉碑,面貌多样,或厚重端庄,或遒丽绵密,或粗犷豪迈,影响巨大。其楷书则取法北朝碑刻,笔力扎实,结构古拙。行草则多取纵势,裹锋藏锐,笔力抗鼎,但是成就和影响不如其他三体大。碑学的出现及其迅速兴盛,与时代风气之浸染有关,与碑版实的大批出土和金石文字学、考古学的兴起有关,更与书家学者们的极力鼓吹有关。前有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后有包世臣《艺舟双楫》,二者的呼吁成为碑学的宣言。邓之后,伊秉绶隶书取得了又一个高峰,他结合颜真卿的笔势写汉碑,强调几何图形的构成意识,形式感突出,大气磅礴,是学习汉隶的升华之作。桂馥以学者之身份在隶书方面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丁敬隶书古朴简约,黄易、奚冈也很得汉隶古意;陈鸿寿继伊秉绶之后,将隶书的形式美推向新的高度。他把篆和隶相融,伸缩变化,中链外放,趣味横生,率真天然。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黄慎、汪士慎等也都创造了富有个性的书法风格。郑燮创“六分半书”,画意较浓。其他如不少学者如钱坫、孙星衍、钱大昕、钱泳、张廷济等人都在篆、隶方面有一定造诣。

    晚期:随着三代、秦汉、六朝的青铜器和碑刻出土日益增多,篆书和金文艺术兴盛起来,和方兴未艾的碑学运动融为一大潮流。代表人物是何绍基、赵之谦、吴熙载、吴昌硕等为代表。何绍基的书法以颜真卿为主要宗法对象,广泛涉猎三代、秦汉、六朝及唐人的书法,刻苦追写,成为大家。其行、草书融合颜真卿风格,又有篆籀古意,烂漫醇厚。楷书融合北碑和唐碑,执拗幽深。到晚年篆、隶苍老高古,已经是人书俱老之象。赵之谦天纵奇才,文艺修养十分全面,诗书画印都臻高境。楷书初学颜真卿,继学魏碑,用笔婉转刚健,行草书则或类颜真卿,或自魏碑中演绎展化而出,天真烂漫,笔法曲折而自然,很有晋人风度。篆书在邓石如的基础上加入自家魏碑笔法,富有妩媚挺拔的姿态。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是开宗立派的大师。吴熙载是包世臣的弟子,篆书学邓石如,更添婀娜秀雅之气,隶书既有邓石如的醇厚,又有赵之谦的秀丽遒美。张裕钊专以北碑为宗,用笔外方内圆,富有挺拔的外形,高古清健,但是也有失之刻板雕琢之嫌。其他如杨沂孙、吴大瀓、徐三庚等在篆书方面都有自己的风貌。隶书方面还有如俞樾、杨岘等名手。翁同和学问修养一流,行、楷由颜真卿入手,得醇和之气,苍老平淡,笔力凝重,书卷气极浓。到清代末年,杨守敬富于收藏,多有历代碑版,精隶、行楷书,东渡日本,传播碑学,对日本书法影响很大。他的行楷书老辣大气,体势雄伟,虚实相间,诚为高手。吴昌硕师《石鼓》,字型拉长,倾侧用势,用笔苍辣,大气淋漓;隶书则学《三公山碑》、《裴岑纪功碑》,别具一格。行书则从大篆出,结合王铎的笔势,融会贯通,风格一新。沈曾植宗汉章草而用北碑笔法,辗转险奇,欹侧多姿,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道路。曾熙、李瑞清号 “南北二宗”,但已经是碑学末流之象。康有为吸收碑书之宏阔气息,下笔千钧,纵横开张,可惜有时难免粗糙。康有为还著《广艺舟双楫》,在对崇碑思想的书学主张进行论述时,较阮元、包世臣有了更为全面而系统的升华处理。具体有如康氏认为,书可分派,但无北碑、南帖之别,并认定就碑刻而言,南、北并无二致等等,从而使得他的《广艺舟双楫》在清代众多“崇碑”书法论述中占据了盟主地位。再者,康氏在其“尊碑抑帖”的书学论述中,除了提出“本汉”意识的碑学出路外,还明确指出了碑学中兴发展的新方向,在当时书坛上掀起了比前一次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的碑学浪潮,使之最终赢得了“集碑学之大成者”的美誉。清代书法无论在用笔、用墨以至章法、字法上都有新的创造,是书法史上诸书体艺术繁荣的一个时代。                                                       
                                                            
    近现代书法:粗略可分为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
    自1912年以来,大量文物出土,大量书法资料重见天日,包括商周甲骨文、齐鲁封泥、西域汉简、河洛墓志以及大量帛书残纸文书等,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为书法的创新发展提供无比优厚的条件。
民国时期: 民国初两个杰出的典型,一位是沈寐叟,一位是吴昌硕。
  沈曾植,民国时以遗老自居。但是书法上,沈寐叟却是一个相当有胆魄的创新大家,他以北碑传统为基点,在以方笔作行草书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尝试。他的方笔斩截、锐而不峭、厚而不滞,有极强的驾驭能力。他以方笔顿挫带动行草书的连贯意识中,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种结体意识,又有努力求空间开张的横向宕开,更有方线条棱角、锋尖在不断交替过程中的勾连吻合之美。沈寐叟的北碑行草风成为民初书坛的一面大旗。吴昌硕,书法以篆书见长,尤精石鼓文,用笔结体皆朴茂雄健,古拙可爱,气度之恢宏厚劲,为几百年来仅见。在绘画上他是一代大家,在篆刻上是领袖群伦,他的艺术涉猎面很宽,使得书法吞吐自如,气象万千。沈寐叟以方胜,吴缶庐以圆胜;沈寐叟意在生辣,吴缶庐旨在醇厚。在沈、吴之外,康有为也生活到民国年间,对民国的书家影响也很大。在民初书坛上形成了一个层次丰富、主旨各异的书法结构,并衍生出一些目标完全不同的书法集群。首先,是以上承清代北碑风正统自诩的书家群。李瑞清、曾熙为代表。李瑞清书法精于大篆与北碑,与杨守敬、吴昌硕交往甚密。晚年在上海鬻书为生,其书法各体均能,但以《郑文公碑》为最得意,写摩崖书风时笔画故意颤抖,作锯齿形以求石刻剥蚀痕迹,曾风靡一时,但终嫌造作单调,遂贻时人之讥。但从一些信手写来的小札看,书法仍有相当造诣。曾熙辛亥后受李瑞清之邀赴沪挂牌鬻书以为生计,书宗《张黑女墓志》,自称“南宗”,指李为“北宗”,世遂以“南曾北李”并称之。与北碑派书法在风格上相对应的,风格截然相反的书家集群为回归唐法派。谭延闿以政界巨头身份而对书法有极高造诣,他善擘窠榜书,从钱沣、何绍基、翁同和上溯颜真卿,尤得力于《大字麻姑仙坛记》,在当时可谓是学颜第一人。其弟谭泽闓也步趋颜体,有很高的造诣。在其后继之的如赵石、商衍鎏、高时丰、冯开等,皆是一代风流。
    民初的书法除了这两大风格流派之外,还有第三个集群,我们指它为遗老群书家。
  遗老群书家大都是前清的各部衙的官员或是获取过功名的人。他们身在民国,但却以前清的遗老自居。除沈寐叟外,陈宝琛、张蹇、宋伯鲁、魏馘 、章锓、朱益藩、沈卫、罗振玉、孙儆、刘春霖、郑孝胥等,书法大都各有家风。以书风的广收并蓄而论,如孙儆的以甲骨入书;如罗振玉的擅金文;如魏馘的擅《张猛龙碑》,都是极有成就的。如张蹇的学唐、郑孝胥的学宋,也皆有极开阔的艺术视野。     作为遗老群书家的对立面,我们又看到了一种文人群或学者群书家群体的出现。章太炎可称是学者书家的代表。章太炎早年参见革命,晚年倡国学,博通经史,专攻语言文学,书法以朴茂古雅的篆书见长,作篆无错字误字,笔势蕴藉有典则,是地道的学者书法的代表。与他相近的如萧蜕庵曾为同盟会会员,南社社友,也是以学问治篆学,颇得古沉静穆之致。陈三立、黄节、柳诒徵、丁辅之等皆可归于此类。另一类文士型的书家,则可以李叔同、姚茫父、袁克文为代表。李叔同,多才多艺,篆刻、填词、谱曲无一不精。其书法虽非专门,但早习晋唐各家、兼学魏碑,出家后专攻写经, 空灵静穆,以西方美术之构图意识布置章法,为一代绝笔。
    另外如画家兼书法家者,典型如陈衡恪、齐白石、王震、陈半丁、溥儒、高剑父、黄宾虹、丰子恺、钱瘦铁、潘天寿、来楚生、张大千、吕风子、吴湖帆等等,这些书家大都以画闻名,在书法上则不如画钻研之深,象齐白石,书法天分很高,曾学诸家,既能作金农体,又擅李北海风格,学何绍基而能入神理。晚年则纵横涂抹,有米芾的沉着痛快,篆书则骨力遒劲。字势从《天发神谶碑》来。需值一提的是徐生翁,身处一隅,不与世往来,书法从颜真卿人手,后来广掺秦汉至魏碑,并以绘画构图法经营,遂稚拙可爱、倔强质朴,有强烈的个性,时人号为“孩儿体”,黄宾虹的风骨、钱瘦铁的生辣、潘天寿的斩截、来楚生的圆畅、张大干的欹侧等等都造就了强烈的个性书风。
    民国书法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甲骨文的发现并被用来书法创作。1899年经王懿荣等人的发现和带动下,构成盛极不衰的“甲骨学”。一些文化名人如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等相继成为此中专家。甲骨文本身具备了空间造型之美,它为书家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又是同系统内的艺术模式。不少此道学者和文人成为造诣极高的甲骨文书家。与甲骨文字同时辉映的,是西北汉简的出土。自本世纪初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出土“流沙坠简”以后,数以万计的汉简出土,为书法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使后人看到了汉代人真正的手迹,并从而窥出了手迹转换到石刻的种种“歪曲”失真的程度。再一个是敦煌晋唐写经的面世。但尽管写经书在书法艺术上令人叹为观止,但它也没能有效地影响民初书坛。直到当代,才有一些青年书家注意到了它的风格价值。与此境况相同的,是1942年在长沙楚墓中出土的楚帛书,从风格上说,它也很有特征,但出土后也还是孤嗣绝响,并没有多少人从书法的角度对它作出估价。甲骨文、西北汉简、敦煌写经在本世纪的面世,既是古文化研究史上的大事,也是书法艺术研究中的大事。它们之所以没能立即在书法界产生影响,与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止的生态环境有关。
    民国最重要的一个书法大家于右任,是清代以来碑学书法的集大成者,他以北碑的方笔入草,独具风格,以达到天然之境。他倡导标准草书在事实上掀起一场草书艺术运动。他还推出一个草书大家王世镗,后者是一位足以绍继索靖的章草大家,他写的草书诀拓本曾被误会为古人书。他的章草在清代以来的数百年中,是法度最纯正的。另一个章草大家是沈曾植的学生王籧常,他的章草是熔铸三代金文和章草的结果,极富创造精神。
    另一个影响巨大的人物是沈尹默。他于1933年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展览,并开始形成极有后劲的二王一派。1943年,他开始真正致力于书法研究,并撰出《执笔五字法》,这一时期的沈尹默周围,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材如乔大壮、汪东、章士钊、曾履川、潘伯鹰等,初步形成了流派的雏形。沈尹默潜心从唐碑人手,专心临习褚遂良书,遍涉唐人如陆柬之、李邕、徐浩、贺知章、孙过庭等,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从唐人晋,上追二王书法,终于构成了以晋韵、唐法为基于,而完全不同于北碑派的另一个系统。他俨然成为崇尚二王一系的盟主,并与马公愚、邓散木、白蕉等掀起了一场回归二王的书法运动。其中白蕉学王书最得晋人风神,潇洒风流,名士风度一览无余。以马一浮、张宗祥、余绍宋、马叙伦、容庚等为代表的另一群学者书家,则在各自的追求道路上取得了相当成就。马一浮的书法继承沈曾植的用笔,学王羲之而参入碑意,笔力沉着。谢无量的书法则平正稚拙,潇洒跌宕,谢、马都有王羲之的影子,但又都不是死学。另北方有吴玉如,安徽茂林人,诗词歌赋无不精湛,书法擅五体,大楷书学北魏墓志碑版,小楷书学王羲之,行草宗晋人而自出胸襟,跌宕潇洒,酣畅而圆润。是和白蕉旗鼓相当的书法高手。其他如叶恭绰遍临各家碑版,从苏东坡得益最深。大气磅礴,允称大家风范。王福庵工篆刻,作篆书工稳劲健,曾为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创隶书新格,去蚕头雁尼之态,以古穆为尚
    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书法艺术在初期并未受到重视,但是以沈尹默为首的老艺术家起到了领导群伦的作用,并相继建议政府成立了书法和篆刻方面的研究机构。他和不少海派帖学书家为普及书法作了很多工作。林散之、来楚生、高二适等重要的书家开始走上他们的艺术高峰。林散之书画学自黄宾虹,晚年以画法入草书,融合颜真卿、张旭、怀素、王铎等大草名家的长处,创造了林体,他的草书意趣畅通,虚实多变,笔墨茂盛,力能抗鼎,境界一新`,震撼日本,被呼为“当代草圣”。来楚生的草书先学黄道周,晚年乃以于右任风格融合,并加以画家在构成方面的特长,新理迭出,而不失虚雅,格调很高。高二适因与郭沫若兰亭论辩而扬名,其行书早年受章士钊影响,后学晋唐,而能高古幽雅。章草则自宋克入,上溯索靖、陆机,并结合狂草而铸成自家风范。沙孟海行草融合碑帖,错综变化,独成面貌。郑诵先参酌汉魏,气势浑大。郭沫若则痛快矫变,富有激情。朱复戡民国时即有书名,后更名一度隐匿,其艺术天分绝高。以金文笔法结构意识入草,大有晋人之风。吴玉如晚年更融碑帖一炉,达到人书俱老的幽雅苍茫境地。启功则广学碑帖,从晋唐名家、董其昌得笔,创造出清刚健儒雅的自己面貌。当代书法则继文革以后,掀起了数次热潮。七八十年代开始,书法全面复兴,各种流派风格都得到发扬和推动,如碑学复兴,王铎书风的蔓延,汉简书风流行,古代民间书风的浸染等一系列潮流都推出了众多的老、中、青年书法家,著名者有欧阳中石、刘炳森、沈鹏、孙伯翔、魏启后等等,中年书家有周慧珺、胡秋苹、林岫、孙晓云、沃兴华、王镛、石开、张景岳、王澄、张海、聂成文等。年轻者如白砥、张羽翔、陈忠康、白爽、邵严等等,其规模人数前所未有,书法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繁荣。
民国时期书法理论的发展是以技法解析与述史为基干的。作为艺术理论应有的抽象思辨性,在民国书论中很少得以展现。理论的参与者都是书法创作家,因此书法理论最直接也最方便的表现形态,即是书家创作实践经验的记录。沈曾植的《海日楼题跋》、《海日楼札记》即是其中的佳作。沈尹默著《二王法书管窥》、《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也是影响很大的理论著作。沙孟海的《近三百年书学》是研究断代史的典范,卓君庸的《章草考》则是研究书体史的杰构,这是书法理论界的一对“双璧”。祝嘉《书学史》、陈彬和《中国文字与书法》等也有一定影响。潘伯鹰的《中国书法简论》、陈定散《民国以来书家势评》、庄严《六十年来之书学与帖学》等,都为书法理论的建构作出了贡献。其他有影响的书法理论著作还有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张伯英《法帖提要》、张宗详《书学源流论》,诸宗元《中国书学浅说》,林志钧《帖考》,沈尹默《书法论丛》、朱建新《孙过庭书谱笺证》、启功《启功丛稿》等。当代取得学术突破的是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中国书法史》,是迄今以来最全面和富有新意的书法史著作。民国时期篆刻学术团体最著名者为西泠印社,但是综合的大规模的书法篆刻学术团体则是新中国建立后在北京、上海和广州成立的书法篆刻研究会。1981年,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各地方相应成立分会机构。先后创办了《书法》、《中国书法》、《书法研究》、《书法丛刊》等杂志刊物。各种类型的书法篆刻展览频繁举行,书法界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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